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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旬仁心济黎民 中山辉煌桃李香——记彭文伟教授与中山医学教育

来源:中山大学校报 点击数:360 次 发布时间:2016/03/03 字号:放大 缩小 分享到
五旬仁心济黎民 中山辉煌桃李香
———记彭文伟教授与中山医学教育

作者:杨蕾游 澄石旋


       彭文伟教授,1925年8月30日出生,广东中山人,1949年毕业于华西大学七年制医学院。获美国纽约州大学博士学位,曾任英国皇家进修医学院客座教授。

       彭文伟教授在医疗、教育、科研岗位上奋斗耕耘了一生,桃李满天下。2010年彭文伟教授获“中山大学卓越服务奖”,这是对彭文伟教授为中山医服务几十年最好的褒奖。
       彭文伟教授在医学方面成就斐然,主攻传染病学,尤其是病毒性肝炎的诊治,具有50多年的医疗、教学和科研工作的经历,是中国著名传染病学专家,曾任中山医科大学传染病学教研室主任、中华医学会副会长、世界卫生组织传染病学顾问。先后多次担任卫生部规划教材《传染病学》多个版本的主编;担任《中华医学杂志》编委,发表论著95篇。荣获“全国优秀教师”、“卫生部科技进步二等奖”、“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奖”、“国家图书奖”、“全国优秀科技图书一等奖”等众多的奖杯和荣誉。
       彭文伟教授除了在专业方面精益求精,也为中山医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1980年4月3日彭教授任中山医学院副院长,1984年4月至1990年7月任中山医学院院长、中山医科大学校长。彭文伟校长敢于创新,积极与国外优秀大学联系合作,争取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的支持,引进先进的教学设备和方法,开展全英班教学,提倡学生“自学为主”。在他的努力下,中山医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为今后的繁荣势头奠定了坚实基础。

       同时,彭文伟教授多才多艺:弹一手漂亮的钢琴,拥有一副好歌喉,会吹横笛,喜欢游泳,还会画画,写毛笔字。拥有过人才华的彭文伟教授,为人却十分低调温和,彬彬有礼。


一、杏林世家良好教育

       彭文伟出身杏林世家。父亲彭利(LeePond),又名彭华利,美国华侨,中山沙溪圣狮村人。在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攻读细菌学硕士时,和孙中山的儿子孙科是同宿舍的同学。彭利早年即立志为祖国建设出一份力量,他是最早回国的现代细菌病学家。彭利回国后曾在广州岭南大学、中山大学、光华医学院和夏葛女子医学院讲授细菌学,是华南细菌学的开拓者之一。
       与此同时,彭利教授为了造福国家的防疫事业,还开办了“彭利痘苗疫苗厂”,制作牛痘苗和霍乱伤寒菌苗、狂犬疫苗等。这是当时中国和东南亚惟一一所痘苗疫苗厂,这种本来应该由政府兴办的福利工业,竟然由彭利个人开创。
       彭文伟有一位以救国救民为己任的父亲,也有一位堪称女中豪杰的母亲。彭文伟的母亲叶惠芬女士外表秀丽,性情温柔,却有一颗坚韧不拔、努力向上的雄心。除了照顾家庭,在医学方面叶惠芬也成绩卓著,1954年她首次成功培育出高端螺旋体,后来又在推动防疫和检验的工作中,成功创建广东生物制品研究所。曾获全国“三八红旗手”和先进工作者等许多光荣称号。

       彭文伟此后卓著成绩的取得与他有这样传奇而平凡的父母是分不开的。父母为彭文伟的成长提供了最好的身教,使其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而彭文伟教授也不负父母所望,成为国内著名的传染病学专家、中山医学院教授、院长,中山医科大学校长,直到1990年退休后仍在医学战线上进行着学术研究。


二、艰苦求学勤奋刻苦

       彭文伟年纪很小就开始读书,小学毕业才十岁,父亲在他小学毕业后为他请了一位私塾老师专门讲国学,一年后彭文伟就读于广州岭南中学。当时日本侵华,广州沦陷,他随岭南中学迁往香港。香港沦陷之后,彭文伟转往澳门岭南中学继续就读,之后入读乐昌中山大学医学院和曲江岭南大学医学院。最后彭文伟数次穿过封锁,只身北上抗战时期的“世外桃源”——— 成都,在华西协和大学医牙学院毕业后,而后赴美获得纽约州大学的医学博士学位。
       在成都读书期间,彭文伟与父母失去联系,没有任何经济来源,要想继续读书必须凭借格外优异的成绩才能实现。彭文伟凭着他的绝顶聪明和超人的记忆力,在短时间内温习好考试的内容。他每晚在图书馆很努力的背诵解剖学所有骨头的位置、比邻、血管、神经支配、肌肉附着等专业术语,甚至连最小的足底小骨也可以用英文侃侃而谈背上几十分钟。更令人惊讶的是,这一切成绩都是彭文伟在没有教科书的情况下在图书馆自学得来的。经过这次入学考试,彭文伟名声大噪,几位权威的教授和院长都同意给他奖学金,于是在吃尽卖光,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得以继续学习。对于那个年代的医学生,专业学习最难的课程是解剖课,侯慧存教授(彭文伟的夫人)回忆说:“心脏在哪个地方,哪个供它血,结构如何;哪个皮组织连着哪个神经,老师都要点名让大家回答,彭文伟一直是第一名,而且没有教科书,全靠晚上在图书馆看书得来。”当时校内一位著名的神经学教授知道了彭文伟的情况后,在提问时不准彭文伟先答,在最考记忆的药理学考试中,彭文伟居然考出了负责这门课程的教授三十年教书生涯的第一个满分。这位教授对着彭文伟的成绩热泪盈眶,感动不已。
       从华西协和大学毕业后,彭文伟获得了在美国行医和从事各种临床医学工作的机会,但是最后他决定放弃出国的机会,留下来为新中国服务。回到广州后,彭文伟进入了广州博济医院,也就是现在的孙逸仙纪念医院内科。之后彭文伟所工作的科室传染科病科改为设在附属第一医院。1971年已是副教授的彭文伟随同传染病学科一同搬迁到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自此在三院工作了一辈子。


三、鹣鲽情深 相伴一生 

       彭文伟教授与侯慧存教授是华西协合大学的同学,相识在华西,1949年成婚,婚后育有一女一子。彭文伟教授与侯慧存教授风雨同舟六十多载,两人同样优秀,在医学方面都取得了重大成就。侯慧存教授是知名生理学家,其父亲侯宝璋是大名鼎鼎的病理学家,她与彭文伟教授堪称绝配。在多年共同生活的岁月中,彭文伟教授与侯慧存教授几乎没有发生过大争吵,彭文伟唱歌,侯慧存就帮他刻录CD,侯慧存不会电脑打字,只要一声令下,彭文伟就立马帮她做好。在侯慧存教授的讲述中,一对因共同理想一路扶持走下来的夫妻之间的深厚感情让每个人都感动不已。

四、听党安排 勇担重任 
       1949年,彭文伟与侯慧存结婚。这时正值成都解放前夕,他们刚刚从华西协合大学医牙学院毕业,并获得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的医学博士学位。他们都有着一颗炽热的爱国心,要为新时代贡献自己的力量,彭文伟夫妇决定放弃出国的机会,留下来为新中国服务,不少老师和同学都为他们的选择感到遗憾可惜,但是他们却从未后悔过自己的决定。
       建国后,彭文伟受命成立一个传染病教研组,当时按苏联的体系传染病应和流行病合在一起,所以彭文伟需要学习公共卫生等流行病学知识。流行病学的教材多是以苏联教科书为蓝本,这对以英文或德文为主的临床人员来说是个大难题。但是彭文伟因为学业优秀,被派出来攻克这道难题,先学俄文再去北京学流行病学。彭文伟用一个月的时间“突击俄文”,每天背诵一百二十个单词,凭借着自己的优秀的学习能力征服了俄文。
       之后彭文伟转到北京协和医学院学习流行病学。流行病学是较为特别的医学门类,其中常用的统计学牵涉到高等数学,在当时没有计算机的情况下,难度可想而知。而且他还需要到贫困地区实地调查研究,还要接受军事训练。彭文伟这个“广东小子”个子不高,长相斯文俊秀,别人都以为他吃不了苦。结果彭文伟在毕业时考了第一,老师同学均非常惊讶。在实践中他深深感到,广东医院在流行病、传染病的防治方面还很薄弱,几乎是一片荒芜。1955年他受命组建传染病学实验室,开始了传染病学的研究。
       解放初期传染病疫情较多,彭文伟身体好,脾气好,业务熟,对派下来的任务总是坚决服从,而且完成得很好,所以总是不断四处出差。有一次流行性脑膜炎流行,彭文伟从夏天到冬天一直在广东、广西各地转战,以致他回家拿衣服的时间都没有,要穿单薄的衣服过冬。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恙虫病在广东省大流行,数以千计的人民遭受痛苦的折磨。他和同事们发现,用氯霉素治疗后,经过一段时间还会复发。于是,彭文伟带领实验室人员进行氯霉素疗效评价研究,为防止恙虫病复发提供了理论依据。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痢疾流行,彭文伟又把重点转移到痢疾的防治研究上。同时,彭文伟还进行了国内很少研究的感染性休克和内毒素休克的发病机理,为临床上治疗休克提供了参考资料。
       彭文伟为新中国的流行病防治做了巨大的贡献,他和母亲——微生物学家叶惠芬女士都在这条战线上奋斗。在1961年的防治霍乱总结大会上,叶惠芬作为防疫工作的代表出席,而彭文伟作为临床工作的代表出席。当时中南局的书记陶铸在大会上风趣地说:“战场上的父子兵我见过,但母子兵,尤其是卫生战线的英雄母子兵,我还是第一次看到。我深受感触,并向你们母子表示祝贺和感谢。”


五、笑对“文革” 泰然处之 
       彭文伟虽然一直为新中国的建设全心贡献自己的力量,但是巨大的政治浪潮袭来,他也不能幸免于难。“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其岳父侯宝璋受到冲击,但是侯宝璋本人当年是受周恩来总理邀请回国的,所以在“文革”中所受冲击较小。于是斗争的矛头指向侯宝璋的家人,女婿彭文伟则是被批斗的家人之一。据妻子侯慧存教授回忆,彭文伟温良敦厚,从不发脾气,即使受冤枉,也从不出声。而彭文伟本人对“文革”中的遭遇一笑置之,并且说“早就忘光了,连一点印象都没有”。
       倒是他的难友们曾谈及他的“牛栏逸事”,说他是对斗争最坦然处之的一个,每次通知他开斗争会,他都争取先睡好,以免支持不住。他认为自己既然没有犯什么错,大可坦然处之。不过,对于劳动,他反而表现得十分认真,他洗的厕所是最干净的。有一次彭文伟被送到乡下“劳改”,红卫兵叫他到猪圈和猪睡在一起。一位风度翩翩的医学专家遭到如此侮辱,许多人都觉得这一关很难过,但他却毫不在乎,还点上蜡烛,一手拍着猪,一边看医学书。“文革”中,彭文伟顶着不能翻看外文书籍、也不能进实验室的压力,坚持工作,同时从国外期刊上搜集资料,写出了大量的医学研究综述,为我国医学工作者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参考资料。彭文伟这种乐观的心态和坚持医学研究的韧性,让他度过了“文革”中艰难的岁月,并为“文革”后迅速开展学术研究、为中山医的腾飞做了充分准备。


六、勇挑重担,恢复实力

       1980年,正值“文革”之后的拨乱反正,上级和学校决定重新提拔有才能、有学问的专家参加领导班子的工作。1980年在党委主持学校工作的同时,由柯麟老院长(当时已经是卫生部的顾问)提名彭文伟担任副校长。
       1983年底到1984年初,当时全国高校领导班子普遍面临新旧交替的问题,中山医学院也要选拔新的有才干的人才担任新一届的领导,而且当时的要求是在德才兼备的同时还特别重视新一届领导层的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按照这样的要求,1984年4月彭文伟被任命为中山医学院的院长,任命书由当时的国务院总理赵紫阳签署,到5月正式上任。时任中山医学院党委副书记卓大宏回忆说:“我记得当时彭校长接到这个任命的时候也比较振奋,同时也知道了刘希正同志在新班子里作书记。所以在正式上任之前请刘书记和我到他家里面吃晚饭,彭校长亲自下厨招待我们,交流今后的工作该怎样开展,大家情绪也比较高涨。”
       上任之后彭文伟立即开始了一系列的改革,明确学校办学的定位,调整办学层次结构和专业设置,他大力提倡教育以育人为本,以学生为主体。面对中山医专业实力的下降,彭文伟首先进行了教学方面的改革:第一个是倡导双语教学。所谓双语教学就是在用中文教学的同时,还采用英文教学,而且还挑选了一些英语基础好的专业学生成立了一个“全英班”(所谓“全英班”就是所有专业课程都是用英语教学的)。“全英班”能够培养出一批专业和英语都非常拔尖的本科毕业生,方便他们出国深造或在国内作为优秀师资继续提高。
       第二个是引进PBL的教学,PBL就是problem based learning,意思就是基于临床课题的教学,先进行基础学习,然后是临床前期教学,而后就是临床的教学。这种学习提倡学生以自学为主,老师只是做启发式的讲解,学生要自学,泡图书馆;然后组织讨论,老师来做总结,这样获得的专业知识能够记忆牢靠,而且学生的独立工作能力也得以提升。1989年,国家教委、人事部和教育工会全国委员会授予彭文伟“全国优秀教师”的称号,肯定他在教学方面的突出成绩;1990年彭文伟的教学成果“自学为主的教学方法研究”被评为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奖。
       原中山医科大学党委书记刘希正回忆说:“在这段时间,学校的各项工作协调发展,声望逐步恢复,科研工作取得新的突破,教学改革也有新的亮点,所有这些都为学校以后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彭文伟在担任校长期间,与刘希正书记一起,在全校师生的共同努力下,中山医学院升格为中山医科大学,而且还成立了几个院系,包括基础医学院、卫生学院、护理学院等。 1985年经国家卫生部批准,中山医学院改名中山医科大学。在校庆期间学校请邓小平同志题写校名,邓小平同志没有给其他任何一所高校题写校名,但是现在保留的“中山医科大学”六个大字却是邓小平的亲笔。这既和中山医在文革后迅速恢复实力有关,也和上世纪新中国成立后,中央领导人每年冬天来广州从化避寒疗养有关,当时彭文伟作为年轻的医生和教授也参与到中央首长保健的任务中。


七、对外工作,争取资源
       在当时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彭文伟也抓住这一发展机遇积极为学校争取一些海外的资源,帮助学校更好的发展。首先,彭文伟积极争取美国中华医学会(简称CMB)的支持,这是一个设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项目,成立目的是专门资助中国医科院校的发展。彭文伟担任校长之后,大力推进这项工作,很快就与美国中华医学会取得联系,并且邀请CMB主席来中山医考察、讨论资助项目。CMB前后两任主席都先后来到中山医,通过实地调查,两次资助,帮助发展。
       其次,彭文伟还积极联系国外高校,与多所国外学校建立起姊妹关系,互相合作和交流,与美国、英国、澳洲的大学,都建立起了联系,主要是培养师资力量,同时也在科研项目上合作。
       第三,彭文伟还积极推动港澳和海外中山医校友会的成立,争取校友支持母校的发展。1987年彭文伟积极推动澳门校友会的成立。1992年香港校友会成立,虽然当时彭文伟已经没有担任校长一职了,但是香港校友会的筹备工作,彭文伟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对于美国西部校友会的成立,彭文伟也积极推动,因为彭文伟在校友当中威望很高,他儒雅谦和的风度,很强的专业能力等都受到校友的敬重。
       在对外交流的工作中,接待“奥比斯眼科飞机医院”一事不得不提。1982年,奥比斯眼科飞机医院要想飞到中国,必须得到中央军事委员会批准,作为西方医学界第一架访问广州的专用飞机,中央指定中山医学院承担起全部接待责任,而当时的外事处长不懂英文,也不知道如何接待外宾,彭文伟勇敢地担负起接待外宾的任务,并将此次任务圆满完成。此后,中山医和彭文伟的名声大振,为他今后开展对外工作奠定了基础。1984年,彭文伟带领中山医学院代表团访问美国。在美国参加新闻发布会时,不论是台上的美国教育界同行,还是台下一百多个新闻记者,都对彭文伟的英文赞不绝口,而且对他本人儒雅的风度和气质也很赞赏。


八、科研教学,硕果累累
       彭文伟在担任中山医科大学校长之前,就在本专业(传染病学)科研和教学方面取得很大成绩。1980彭文伟担任校领导之后,依然没有放弃自己的教学任务和专业科研。在教学方面的改革获得国家级的奖项,也培养了一大批医学界的人才。1983年,彭文伟就成为新中国第二批博士研究生导师,他培养了众多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包括中国首次招收的一名来自澳大利亚的外籍医学博士生佩吉。荣获“全国优秀教师”、“卫生部科技进步二等奖”、“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奖”、“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国家图书奖”、“全国优秀科技图书一等奖”等众多的奖杯和荣誉,这些都是彭文伟一生辛勤耕耘的最有力见证。因教学及科研成绩卓越,彭文伟被选入剑桥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一版《远东及澳大利亚名人录》、及第八版《国际知识分子名人录》。

       早在1955年,彭文伟就参与了现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原中山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传染病科早期的组建,一起为之努力的还有朱师晦、姚集鲁等教授。据刘希正老书记回忆说:“当时大家都说第三医院是中山医的‘西伯利亚’,很荒凉的地方,经过他的努力,三院的传染科得到很大改善,而且其他科也上去了,这和彭校长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编者注:此文曾刊登于《中山大学校报》第288、289、29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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