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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伟八十寿辰感怀

来源: 点击数:355 次 发布时间:2016/03/03 字号:放大 缩小 分享到



 编者按:

       彭文伟教授与侯慧存教授是华西协合大学的同学,相识在华西,1949年成婚,婚后育有一女一子。侯慧存教授是知名生理学家,其父亲是有“中国病理学之父”称誉的医学大家侯宝璋。彭文伟教授侯慧存教授伉俪风雨同舟六十多载,鹣鲽情深,两人同样在医学方面都取得了重大成就,堪称绝配。此文乃侯慧存教授在彭文伟教授八十寿辰时撰写,情深意切,令人动容。




文伟八十寿辰感怀

作者:侯慧存


       今年是文伟的80岁寿辰,也是我们相逢60年的日子。
       文伟毕业于华西大学时,荣获七年成绩最优奖,名字刻在医学院门口的金牌上,所以以为我们的大学生涯必定是无比幸福的,而我们这一对被封为“建国50周年金婚佳侣”的模范夫妻则是和风细雨由同学平稳过渡而成。其实我们的相逢纯属偶然,颇有些传奇色彩。

       

         艰难岁月

       我们读大学的时候正是国破家亡,国家和民族都处于水深火热、无比艰苦的抗日战争年代,人民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其苦难程度是未曾身历其境的人难以想象的。文伟是广东中山人,在香港沦陷后曾被日本宪兵捉去而九死一生地逃出来,又经过澳门岭南中学、乐昌的中山大学医学院、曲江的岭南大学医学院,几次穿过封锁线,只身由南向北,非常艰险地逃往被认为是抗战时期的世外桃源――最高学术圣地成都。而我的籍贯则是安徽怀远,是在芦沟桥事变后,日本兵已经开进南京城,开始“南京大屠杀”的前一刻侥幸地从敌人魔掌下逃出,由北向南逃往成都的。大家都是历尽千辛万苦,但文伟比我更艰辛,因为我是和家庭在一起,而他则是独自一人,无亲无友地逃向后方。他父母都在敌后的山区,断了联系,毫无经济来源,而且岭南是6年制而华西则是7年制,必须经过严格的考试将所缺的课程全部考到优秀成绩才能入学。文伟凭着他的绝顶聪明和超人的记忆力在短时间内通过了甄别考试。他凭着每晚在图书馆的努力可以将解剖学所有骨头的位置、比邻、血管、神经支配、肌肉附着等用英文背出,甚至连最小的足底cuboid bone也可以用英文侃侃而背几十分钟。在神经解剖学方面更是在切一刀下去会伤及哪些神经通路及功能讲得丝毫不错,使得那位著名的神经学教授在提问时,先声明不准文伟先答。在最难记忆的药理学考试中他居然考出在教授30年教书生涯中的第一个100分满分,使得教授热泪满眶。这一切都是在没有教科书而凭在图书馆的自学得来的,这使得他名声大噪,感动了几位权威的伯乐教授和院长,给了他生活的奖学金,得以在吃尽卖光,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继续学习。抗战时期的华西大学,有着非常辉煌的历史。它是个特殊的历史产物,不但有着风景如画的杨柳夹岸、小桥流水的美景,又有隐掩在绿荫深处的红墙绿瓦,装满现代化科学仪器和最新图书的高级建筑。最要紧的是汇集了全国高等学校特别是医学院的教授和学生的精英。从沦陷区迁去的有组织的大学就有8所,包括香港大学,协和医学院,金陵大学,中央大学医学院和燕京大学等,另外还有从沦陷区和国外援华远道而来的各方贤达。上课时是群贤毕集,能者为师,所以医学院的学生可以听到国学大师如顾颉刚、钱穆、陈寅恪先生的高论,也可以听到最新的欧美科学信息和精辟的先进理论。应当说抗战时期的华西大学是古今中外、古往今来、空前绝后的一所最精彩的高等学府。这种集全国师生人材之精英,挟中外对教学支援的物质和人力财富的学校应当是“绝唱”。因以前未曾有过,而以后也不可能再有。能有机会在此地求学的我们,能不兢兢业业地求学吗?能不竭尽全力地努力吗?自然所有的课余时间,也都是用在图书馆看书。有趣的是文伟以前在班级里一向是年龄最小,被大家宠为小弟弟的,而我16岁就进大学了,居然还比他小一岁,他就以此优越起来,以学长的姿态自居,延续了几十年,到现在他还是以他比我年纪大,要比我懂得多而开心不已!其实那时很多临时迁到华西坝而学医的学生都是由我父亲代管的,他们都叫我小师妹。抗战胜利后他们都回到不同的地方,有不凡的成就而成为名人。后来我父亲被周恩来总理请回国任教后,总理曾安排一次国际性的祝寿活动,参加的都是国际名人,来自世界各方,加上我父亲曾任美国国务院的客座教授,因此在文化大革命时被认为必定是“国际大间谍”,那本签名簿倒真可称为医学界的名人录。我3个在北京的哥哥都未能逃脱厄运,先后都进入“牛栏”。据说本来是要捉我的,但觉得我不够份量,而且文伟比我好说话,所以就捉了文伟关进一院的“牛栏”。其实他当年是因为科室不准假,根本就未去参加那次祝寿活动,而且也安不出“罪名”。真是无妄之灾。因“罪名”不明,加上传染病科以后又由一院搬至三院,大家互相推诿责任,所以一直无法平反。当时传染病科可是要拉我去陪斗的,但我们科室的军宣队长是军区的一个处长,颇有水平而且有些权力,每次都说拿不出罪证,就不能拉我去斗,让我逃脱了多次厄运。不过如果当时我参加过,还可以知道他们安些什么罪名,可以早些平反,把我们抄家被拿去的宝贵文物拿点回来。而直到现在对他的罪名还是莫名其妙。而问到他自己时,他则一笑置之说早忘光了,连一点印象都没有了,倒是他的难友们曾谈及他的“牛栏逸事”,说他是对斗争最坦然处之的一个。每次通知他开斗争会时,他都争取先睡好觉,以免支持不住,而他认为既然自己没有错,大可以坦然处之。不过对于劳动,他一向都是很认真的,他洗的厕所是最干净的。如果做室外劳动时,往往就有些病人请求替他劳动,请他看病,也有病人问他“你怎么也会入围呢?”因他所挂的黑牌上是没有罪名的!


      严父贤母

       文伟出身于细菌学世家。父亲彭利(LEE ,POND)是华侨,是美国IOWA大学的学士和加州BERKLEY大学的细菌学硕士,与孙中山先生的儿子孙科曾是同宿舍的同学。这也是后来我们中山医科大学校庆时可以同时请到孙穗芳和孙穗芬两位姐妹参加的缘故。彭利先生早年即立志为祖国建设出一份力量,所以他是最早回国的现代细菌学家。
       他和创建光华医学院的郑豪医生是好朋友,他们都立志于救国救民,他教授过当时广州市四间医学院的细菌学——即嶺南大学、中山大学、光华医学院和夏葛女子医学院。因此他的学生中有嶺南的汤泽光教授,陈心陶教授,也有那时叫做公医的中山大学的老院长柯麟和汤美安教授的母亲夏葛女校黄东英教授等。夏葛女校后改为柔济医院,即现在的市二人民医院。彭利先生还从事建立为人类造福的防疫事业,建立彭利痘苗疫苗厂,制作牛痘苗和霍乱伤寒菌苗,狂犬疫苗等,开创本来应该由政府来办的福利工业。曾有老一代的人笑说:“彭利拯救两广无数新生儿免于天花病,应当有无限的福泽留给儿孙” 。他的生物制品厂毁于战火达三次之多,在香港时,由于日本占领者要他做日伪的香港卫生署长而连夜空身出逃,可说是损失殆尽,但他却毫不气馁,屡败屡战!生物制品是没有什么利润可言的,因为建厂需要较大型的设备和精密完善的消毒设备,而且种痘和吃药不同,一般一辈子只需要种一次。他从事这种工作完全是为了完成他救国救民的心愿,所以在解放后他就将厂捐献给国家了!彭利先生的爱国之心还表现在他的婚姻上。他虽是美国生长的华侨,但却要立志娶一个地道的中国女子为妻,所以迟到四十多岁才回国结婚,因此文伟和他父亲的年岁相差很大。我想他大概是个绝对的严父,对小孩管教极严,决不许他们玩乐。做他的儿子应当是相当辛苦,因为文伟的启蒙英文居然是当时最有名的ZINSSER氏细菌教科书,每天放学后不准玩耍,只准写毛笔字和读书。文伟从嶺南小学毕业后,因他的年龄小,只有10岁,所以被逼着读了一年私塾,专学四书五经,其童年生活之枯燥可想而知。后来在他学会玩电脑游戏机时,兴趣盎然,很快就成为高手。难度极高的冒险岛,玛丽兄弟等,他竟可以得心应手地飞快地在一个小时内顺利通过八八六十四关,拿来作为写文章后的娱乐消遣。被其他看见的小孩们惊呼为“超人” ,大约就是弥补在童年时未得到过的乐趣吧!文伟秉承了乃父的爱国心,在我们毕业时正值解放前夕,毅然决定留在祖国,放弃出国深造的机会,当时我们毕业时获得美国纽约州大学的医学博士(M.D)学位文凭,可以在美国行医和从事各种临床医学工作,而且老师们早已为我们安排好了各种有前途的工作,很是为我们惋惜。但文伟的特点是一旦决定,决不后悔,从来未曾再提过。
       文伟的母亲叫做叶惠芬,她真正是个标准的中国淑女。她长得很美丽,性情非常温柔,但却有着一颗坚忍不拔,努力向上,克服困难的决心。她结婚的时候才19岁,在生了文伟以后才进入光华医学院读医,在学习之余还要协助丈夫搞生物制品的工作,其艰辛可知,但她居然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而且以后的工作都非常出色。她和文伟一样,从来未发过脾气,对工作总是尽心尽力地做好,全心全意地奉献,且不居功、不求名利、不抱怨。她在1954年首先人工培养钩端螺旋体成功,以后又在防疫和检验工作中做出许多出色的成绩,成功地创建了广东生物制品研究所,所以获得全国“三八红旗手”,先进工作者等许多光荣称号。在1961年全国文教战线群英会中,她是广东省的三个代表之一,代表医药卫生界,其他两位是代表艺术界的红线女和著名作家“三家巷”的作者欧阳山,可见她工作之显著。她为人非常谦和,在任何困难工作中,她都是冲在第一线。1961年在霍乱的一次世界大流行波及中国时,在扑灭疾病和防疫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做此工作是非常艰难且危险性很大,因此病是甲类传染病,照国家规定绝不能向外泄露疫情,病名也是用代号代替的,所以不但没有什么庆功大会表扬之类,也不能公开发表文章,只由少数负责人向领导作总结报告,所有材料都要上交,也不会将功劳记入档案。做这种工作非但毫无名利可言,还要惊心胆战地小心不能泄密,因为在那些运动连天的年代里,稍有不慎,便会被扣上泄露国家机密和科研成果的罪名,严重些的扣上反革命帽子都可能,因此“聪明人”是不做的,总是派给老实而诚心工作的人去做,这样文伟和他的母亲就总是最合适的人选。那次霍乱流行扑灭后,文伟是作为临床战线的总结代表,而他母亲则是作为防疫战线的总结代表。在听取汇报后,当时的中南局书记兼广东省长陶铸同志深有感触地说“战场上的父子兵我见过,但母子兵,尤其是卫生战线上的英雄母子兵,我还是第一次见到,我深受感动,并向你们母子表示祝贺和感谢!”。当时的广州市长曾生同志可能觉得文伟的样子太年轻,他不无幽默地和文伟握手并说“祝贺你,年轻的教授同志!好好向前辈学习来赶超他们吧!”。但像叶惠芬这样一位优秀的人材,却因为常年奔波劳累,生活又无人照顾,文革期间就病重逝世了。去世时我们都不在身边,其实当时如果有合理的关怀和照顾,相信不应当如此早逝吧!


       诚实做人

       文伟是个典型的爱国知识分子,为人谦和仁厚,律己甚严,且待人以诚,一诺千金,从不发脾气,但原则性很强,决定的事情,绝不后悔,绝不抱怨,绝不诿过于人,接到任务后总是尽力做好,而且不居功。工作以来他接到过许多困难甚至于有风险的任务,他都能很好地完成,好在他运气很好,往往都能涉险而过。他在业务工作方面虽有过目不忘的记忆力,但在个人生活和为人处事方面,除认路有过人之处以外,其它堪称糊涂之至。比方说在做翻译工作方面,他是全才,从基础学科到临床学科他都可以不用记录,全部一字不漏地翻译出来,外宾在离去时往往不舍地称赞他是最好的翻译。因为他们讲多长,他就讲多长,而且反应热烈,该笑的地方听众都会笑,精彩的地方也可以见到听众赞叹的表情,而且不用准备,因他中英文都是极好的,德文也不错。他在做校长介绍学校情况时,从来不用读稿,而是将各种数字凭记忆全部丝毫不错地讲出来。但另一方面他到现在也不记得我的生日是哪一天,也从来不会买件礼物送给我。我常常怀疑他的大脑在特殊分类结构方面有些问题。这种情况碰见君子贤达人士自然无事,但碰见小人则难免会得罪人而招来无妄之灾了。他在五,六十年代曾陪过许多著名的外宾,包括最早的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的总干事,所以上过天安门城楼观礼,也有幸参加过人民大会堂的国宴,但因遵守保密原则,当时闭口不提。在五六十年代,每到冬季文伟都去从化温泉为南来避寒的首长做保健工作,他们都是中央的最高领导,包括国家主席,总理,总司令等,他们都很平易近人,如果换了有些人一定会籍机会飞黄腾达了,而他却将他们当作“普通病人”一样,一视同仁,并未谋得个人升官,倒是因为离开本职工作,在评级升职方面受到影响,他自己倒是不在乎,从不为自己辨白,不过后来在取得邓小平同志为“中山医科大学”亲笔题名时还是起了一定的作用。这个题名是异常珍贵的,据说是全国唯一有着邓小平亲笔签名的高等学校题名。
       文伟和中山医大的渊源极深,他应当是最有资格的校友,因为他见证和经历了中山医从合校至今的一切历程,而且是合校前的每个学校的校友。这个资格相信没有第二个人可以比拟。他念过中大和岭南(是毅社的校友),教过光华。他参加了传染病科的建立,做了中山医科大学改名后的第一任校长。他在文革刚结束后,敢于大胆搞教学改革,首先提出“自学为主”和创建“全英班”,带领全校师生冲向全国医学院排名的前茅,在国内外都取得极好的声誉,捧过许多奖状,而那时的学生和教师都非常的优秀,干劲十足,不计个人得失,齐心争上游,情况异常感人,现在这批学生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取得不凡的成绩。


      开创先河

       文伟最为难得的贡献是取得了CMB的资助,以及首先接待解放后第一架以广州作为海关和边防的飞机——“奥比斯飞机眼科教学医院”, 并极好地完成了相关的任务。
       当时(1982年)这架飞机的飞入,不但要得到国家最高领导的批准,还要得到国家军委主席的批准。这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居然得到批准,可见对我们学校的重视,但是形势也是严峻的,因为责成中山医学院负全部责任,但实际上是文伟在负全部责任。那时的外事处长不懂英文,也不懂如何接待,因以前的外宾接待都是省委外事办安排,现在一下子要负海关和边防的双重责任,想起来都不寒而栗,因此工作人员就采取“溜号”的态度,将一切事务都推在文伟身上。那时东方宾馆是唯一的涉外宾馆,当时的服务员水平很差,居然把不是夫妇的一男一女编到一个房间去住,自然又要找文伟来解决,而这边国内什么人可以登机也有极大的限制,因为登机就意味着踏过国境线,万一上去一个反革命或者下来一个间谍,其后果都是严重的。这样搞得焦头烂额,好在外宾们都很友好,而且认认真真地熟读对他们的要求,服从对他们的指派和检查,结果得以平安度过。任务完成得出乎意料的好,中山医学院从而名声大振,使得中央指示以后有彭文伟签名邀请的学术及个人或医务团体都可以得到批准(那时是1982年,外国人士进入中国是很难得到批准的)。因此那时所有想来中国的西方人士全都想和我们联系,想取得有文伟签名的邀请信,由广州入境,我们得以知道许多新的医学信息。校内一时冠盖如云,络绎不绝,学生们也得以学到很多知识,由于我们工作一向很严谨,中央部门对我们另眼相看。第一次派出的医学教育考察团和第一次批准出国参加国际肝炎会议团体的组长居然都是彭文伟,而团员则都是北京上海颇为知名的专家大人物。不过在这一次接待中所经历的困难和受到的委屈和责难也是无与伦比的。
        CMB是中华医学基金会(China Medical Board)的缩写,他的前身是石油大王洛克非勒基金会。协和医学院就是他独资创办的,同时也资助和他们有关系的医学院校。他的特点是财力雄厚,资助数目相当大,而且由董事会通过后,存在美国纽约的曼哈顿银行内,受资助的学校若需用款时,只要由他们认可并登记在册的该校校长签名即可用支票在美国提取美金外汇,不需再办其他批准手续,这在购买仪器和高级试剂时非常有用,但中山医学院及其前身的岭南大学都不是他的资助学校。而我们在做科研时又很需要外汇来支付,因此费尽脑筋来想办法。因我父亲在抗战时曾总管过CMB的基金,又是香港地区第一个用CMB的钱盖香港大学病理楼的人,和他们的总部及老主席很熟。我也曾经见过他们并有他们的私人通讯地址,就借去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开会之便,由美国Stanford大学的干扰素(Interferon)权威Merigan邀请和作担保,得以在瑞士签证,自费去到纽约通过老主席的推荐在CMB总部向董事会申请。因美国以前对中国南方的学校缺乏了解,所以文伟颇费了些周折来说服他们。据说他们很为文伟的口才、记忆力和优雅的英文所折服,再三讨论后决定由主席Ongly率领一个考察团来广州实地考察研究后,同意先试行两年给我们中山医学院资助。Dr.Ongly是个很方正、相当严肃,但非常正派的老人。他说:“我是个相当古板而且传统的人,居然被你说服,可见你的本事,你实在应当去做外交家。”这个评价是相当高的,但实际上文伟在私人场合是相当沉默,非常拙于言谈的,可见他对这次申请的重视和决心。而以后有关CMB的来往信函文件、报告等都由他亲手起草打字。两年以后总部满意于我们的工作,同意把我们列入固定长期补助的学校,每5年通过一次资助的项目和资金。这个组织相当严密,而且监管甚严。他们的人来到中国检查工作时,所有的食宿费用都是自负。因为他们的资金雄厚,所以规格相当高,近乎奢华,但是学校却是一分钱也不用花的,而且他们严禁接受礼品,也不准将私人的花费报销在资助的基金上。Ongly的继任者Sawyer对我们也是异常友好,他们资助的数目全是看工作的业绩和开展项目的重要性而定。因文伟事必亲为,非常重视汇报工作,所以得到的数目也是很大的,以致有学校开玩笑地说Sawyer偏爱文伟。其实为了使我们学校多得经费,文伟的科研经费是由协和的肝炎项目内开支的。不过凡来我校检查工作时,文伟还是照样交报告。有次在汇报会上Sawyer拿着文伟的报告说:“Young men and old men,所有的报告中,不论是文章和内容来说,只有这一份是合格的,你们都要以这篇为范本。”以后不知为什么,汇报会不再通知他参加了!希望合校后的继任者们千万要重视总结工作,以免辜负创业者所付出的心血!


      学科英才

       文伟参加工作是在博济医院,也就是现在的孙逸仙纪念医院内科,而传染病科则是在附属第一医院。传染病学从内科分出来是解放后全面向苏联学习的产物,特别之处是要兼管流行病学,教材多以苏联教科书为蓝本。这对于以英文或德文为主的临床人士来说,是个大难题。首先要学俄文,然后再学流行病学,谁也不愿意干,于是文伟便首当其冲地被派去冲击这似乎是难以克服的堡垒,先学俄文再去北京学流行病学。讲起学俄文,当时是叫做突击俄文,是作为政治任务来学习的。在一个月内必须学会阅读专业俄文书籍,不论尊卑、年龄、职务高低一视同仁,不留情面。这在现在的年轻人看来,似乎有些天方夜谭,但实际上执行的很严格,要集中学习。“吃俄文”,“睡俄文”,一天要背120个单词,对年纪大些的教授就相当残酷了。好在不要求发音,每个人都可以随自己的意思乱念,不过也确有成效,我到现在还是可以看懂俄文专业书籍。文伟的流行病学是到北京协和医学院去学的,该校已是军管,因北方解放得较早,同学都有军阶,而且多半是留学苏联回来的。流行病学的统计学要牵涉许多高难度的高等数学,到贫困地区去实地调查研究还要受军事训练,其困难可想而知,但结果是这个最不被人看好的“广东小子”在结业时居然夺冠,令教师们非常惊讶,这在协和医院传为美谈。解放初期传染病的疫情较多,文伟身体好,脾气好,业务熟,对派下来的任务总是服从,而且完成的很好,所以他总是不断的出差。有次流脑流行,转战广东、广西各地,从夏天直到冬天,以致他连回家拿衣服的时间都没有,要穿单薄的衣服过冬。许多疫情有保密规定,自然不能发表文章,也就影响升级加工资。他父母亲去世时他都不在身旁,可见忙碌的程度,但他从不抱怨,有困难也不讲,所以成了除害灭病的首先人选。五十年代如此,六十年代当然更是如此,甚至76年唐山大地震时,他已五十多岁了,三院派出的紧急救灾人选还是他,搞得在全省报到集训时,以为他走错了地方,因为别的单位派出的都是精壮小伙子。
       传染病科是个极有人情味的科室,朱师晦教授把我们这些家属也当作他的子弟。每逢节日联欢,甚至游水、登山都请我们一起参加。科室也人材济济,不但在文艺会演、唱歌跳舞名列前茅,就在体育比赛方面也往往夺魁。曾有位高绍良医生的蛙泳成绩超过当时的全国记录保持者戚烈云。我似乎与传染病科的人有特殊渊源,他们有好几位著名教授当初都曾在我教的小班,那时的班主任对每个学生的来龙去脉、学习情况都了如指掌。比如王飞教授,不但在我的小班里,后来还是我在中山小榄的半农半医培训班里的同事;姚集鲁教授和他的夫人是青梅竹马、金童玉女式的优秀学生;肖杰生教授在结婚时,我和文伟是代表科室前去祝贺,其喜庆情况犹历历在目。刘端瑾医生经常从美国打电话来叙旧。我们搬至天河区以后每年三院的领导和科室同事都要来拜年,所以积存的照片是每年一张,颇有历史价值的。文伟对于教研组的荣誉是非常紧张的,像在全英班项目评奖时,虽然他是最早倡议并实行全英班的人,但却坚持用传染科另一位教授罗章炎的名字去请奖,因为用文伟的名字就不能突出传染病科的成绩了,照他的想法是想把传染病科放在第一位的。但是真正开办全英班,用外国最新的教学内容,按我们国家的教学大纲用英语编出,并在上课、实验、考试各环节都用英文,我们生理教研室确是第一个,那时的学习情况真是感人,我从头到尾一句中文也不讲,而他们都用那时极难买到的录音机录下回去学习,等他们到传染病科时英语水平已大大提高。文伟查房也是用英文,这对他们的口语提高大有帮助。从英语教学来说,对77年级学生是确有成效的,这班学生有许多在美国都已做出卓越的成绩。


      美好祝愿

       我们这代人的经历是非常坎坷的,出世即逢军阀混战,然后是9.18事变、芦沟桥事变、抗日战争、使我们不断经历流浪逃亡的不安定生活。好容易盼到解放了,不知为什么每种运动我们都有份——镇反、知识份子改造、三反、五反、肃反、反右、反右倾、四清直至文化大革命,三年搞一个运动,一个运动搞三年,永无宁日。现在的年轻人是不会理解,为什么我对他们每天晚上都是自由的,且每个周末都可度过自己的快乐双休日会表现出如此大的羡慕之情。我们这一代女的要比男的付出更多才能打出“少林寺木人巷”。我们还累及后代,子女差不多都是赶上“上山下乡”无书读的年代,而且要背上“出身不好”的黑锅,分不上好工作。我的女儿凭同等学历在下乡多年之后考上了英国伦敦大学的学士和牛津大学的博士。她考取牛津大学的经历很为当时的英国大使馆所赞赏,曾撰文登在国内的杂志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羊城晚报都有转载。我儿子也取得美国的博士学位,在Nature全文发表过文章,但毕竟曾浪费虚度了美好的时光。我们虽则“廉颇老矣”,但伏枥之心尚存,眼看年轻一代个个事业有成,非常高兴!值此文伟八十寿辰之际,衷心祝愿文伟身体健康! 衷心祝愿年轻一代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为祖国做出更大贡献!

(作者简介:侯慧存,彭文伟教授夫人,中山大学基础医学院生理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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